苏州VS温州 向左走向右走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9日 14:46 中国新闻周刊
苏州与温州之争，并不是两千年前吴越之战的延续，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未可小视。
苏州输出官员和模式，此地出产的省长们将苏州经验带到中国各地；而温州更多地输出商人和资本，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
谁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谁为中国提供更好的选择？
议论声中，“贫困”的苏州在外界质疑下转型，而“落伍”的温州正在政府强力下转身。
它们又将走向何处？
他将终结温州模式？
这位雄心勃勃的市委书记，被怀疑试图颠覆成名数十年的温州模式。但在温州人看来，是王建满改变温州，还是温州改变王建满，还是一个悬念
本刊记者/何忠洲(发自浙江温州)
新落成的温州市行政中心与环绕大楼的宽阔的花园广场，在(相较于其他城市)更新缓慢的温州城，显得雄伟而豪华。
小狗经济，是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温州经济的一个形容。但现在王建满说，“最需培育的就是‘狼’与‘虎’。”
放眼自己的辖地，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更渴望看到的，是狼与虎的对决，这使得他在面对遍地“小狗”时，有遏制不住的变革冲动。
招商引资，是王建满主政萧山市时的成名绝招，现在被他带到了温州，它和发展重
化工业、建深水港，一齐成为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给温州开出的药方。
但这显然不是传统的温州，也不是外界印象中的温州。“他是否将成为温州模式的‘终结者’？”自王建满于2004年年底走马上任之始，就成为一个话题。
但在温州政界，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温州的市委书记，不管他是哪里来的，到最后都要被温州同化。”
因此，是王建满改变温州，还是温州改变王建满，抑或是在互动中都有改变，这在温州人看来，仍是个悬念。
新书记“引狼入室”
“我们招商，就是要‘引狼入室’。”
2005年新年临近，从萧山到温州两个月不到，在温州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王建满就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自己的治温思路是招商引资。是年3月，温州市的“一号文件”正式把招商引资思路提上工作日程。
温州市招商中心副主任王晓东向记者介绍说，2005年确定的内资招商引资指标是16亿美元，实际完成22.6个亿。同年实际利用外资3.1亿美元。
招商引资，这在民营经济的“根据地”温州，被视为“破天荒”。相关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加起来也不过10.84亿美元。而同省的嘉兴市仅去年一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达10.22亿美元。
首先来自学界的质疑是，温州资本本来过剩，招商引资岂不多此一举？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告诉记者，温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来自温州市银监局2005年9月末的统计表明，温州全社会流动性资本规模达到3130亿元。“在温州以外还有超过这一数量的属于温州人的资本在流动。”洪振宁估算说。
而更多的质疑来自温州的本土企业。温州鞋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招商引资实际是要改变温州前一任市委书记李强对温州“国际轻工城”的定位，“恐怕走不太远”。
书记的新思路，据称也曾遭到温州市一些官员的质疑，不过温州市委曾专门下发了文件，严令：对有意挡道、阻碍“12345”工程实施的部门和个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对自己的思路，在杭州任职多年的王建满曾做过一个类比，“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
2006年3月21日，王建满在《人民日报》撰文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既发挥“铺天盖地”小企业的优势，也依托“顶天立地”大企业的强势，努力形成“星星”满天，“皓月”当空，“星星”围着“月亮”转，“月亮”带着“星星”亮的经济生态。
不过，偏好“狼虎”的王建满可能忽视了的一点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前主任马津龙向记者说，“钟朋荣所说的‘小狗’，那是指的‘小鬣狗’。”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一群小鬣狗，在通力合作下，可以与狮子一决高下。
但是，对这种“小狗经济”，王建满以三个字概括之：低、小、散。他在一个场合说，“温州产业向来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而温州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资源匮乏，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对这一定位，众说纷纭。
有人因此说王建满是“批判温州第一人”，他对温州企业的定位给了已经逐渐有些自高自大的温州人“当头棒喝”。
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位温州本地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低、小、散恰好是温州经济的特色与优势。
但是无论怎样，在王建满调任温州任市委书记之后，温州开始了一轮真刀实枪的招商引资，要把温州企业“做大做强”。
2005年2月19日，在一个招商引资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履新3个月的王建满带着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共计108人组成考察团，前往上海、嘉兴、杭州，主要任务就是为招商引资搭台。
2005年3月11日，投资300亿的“温州石化基地项目”向外公布，石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这一工程被形容是“大港口、大石化、大产业”。
2005年4月，王建满提出“12345工程”：用3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1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10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 个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
这些举措前后呼应，使王建满借招商引资升级温州的思路清晰起来。 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直争议不断。
一份名为《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若干政策意见》的文件宣布：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
而温州市招商中心的一位官员向记者抱怨说，在他们的工作考核中，同等数量的内资引进打分，只相当于外资引进的五分之一。“2005年过半不久，我们的内资引进就已经超过预定目标，本来我们打报告希望提高内资引进指标，但王建满书记批示要求内资的引进先停下来。”
这种明确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引发一些当地企业的不满。王建满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曾作解释，“宠爱儿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儿子就被气走了，那还是要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这一解释遭到温州理论界的一些非议。一位研究者就曾对记者表示，这话所流露出来的还是 “父母官”思想。
转型源于政绩驱动？
在这位研究者看来，招商引资首先源于政绩冲动。“因为经济是全球化的，官员永远是地方化的，官员追求的永远是本地区内的经济总量和考核指标。”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马津龙说，“历来温州市委市政府都在想办法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
这种想法随着温州GDP增幅连续几年的下滑而变得紧迫起来。在王建满上任之时，温州GDP增速已经连续几年全省排名靠后，2003年间甚至一度排名全省倒数第二。而此前24年，温州GDP增长速度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这些事实所昭示的是， 领跑者似乎已盛极而衰。
而另一方面，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左右。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说，“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
同时，大约220万温州商人——占温州总人口近1/3——携带着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在中国乃至全球各个角落，为自己创造着财富，也为当地创造着GDP、税收和就业机会——“炒房团”“炒煤团”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些GDP和税收，并不能算在温州市的账上。
对这一状况依然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法是温州企业发展遭遇到了“成长烦恼”的生产要素荒。温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温州除了不缺钱之外，水电地等无一不缺。”
而洪振宁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主要的利润来自研发和销售，那么生产环节自然可以搬迁出去。“这和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是一个道理。”
不过，主政官员未必如此作想，王建满提出的思路是“腾笼换鸟”。
但是一年下来，虽然从指标上都超额完成，但招商引资的实际效果还是遭到质疑。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说，纵使能够引进项目，但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项目是否真的就适合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需求，能够切实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否则，那些空降的空洞化的资本随时都可能迁移。“你看看萧山，”他对记者说。
而温州市招商中心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相关官员都明确告诉记者，实际所引进的外资基本上都是温州人的在外资本。
而真正的外资项目，譬如可口可乐，在温州以合资的方式落脚了，但实际上仍然不过是罐装车间。“那能否给温州带来高精尖的技术和产业，能否促进温州产业升级，实在很难说。”谢健说。
“萧山模式”颠覆“温州模式”?
王建满雄心勃勃要改变温州，一年来一份初步的成绩单已经摆在了桌面：招商引资初战告捷，重化工业开始启动。
2006年4月29日，国内最长的跨海大堤在温州正式建成。这意味着谋划已久的温州港计划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对一位见证了温州整个改革风雨的研究者来说，这一年在温州的历史上仍然还是风雨不惊的。“这一轮的所谓温州转型，恐怕更多的是政府的一些炒作。”
这位学者提醒记者注意王建满的数字化：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工业发展“12345工程”、基础设施“百项千亿工程”“139富民攻坚计划”。
“这是当前中国典型的官员风格。”他说，“所谓的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工业等一系列思路，在王建满的前几任那里都有，而且民营资本也早就在悄悄地做了。王建满这样做，仍然不过是政绩驱动下不得已的几招而已。”
在他看来，就是招商引资，王建满在温州所能够使用的招数也不多，“不过是又一轮把温州人在外的部分资金再引回的过程。”
这和王建满在萧山时的状况迥然不同。从最基层一步步升起来的王建满今年52岁，在任温州市委书记之前担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任萧山区委书记。就在其任内，缔造了招商引资的“萧山模式”。这位出身贫寒的官员，被周围的人形容为干事雷厉风行，讲话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
曾经连续两年，萧山被台湾电力公会评价为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城市，在全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中，萧山名列第七。
王在萧山的最大抓手，就是招商引资。具体做法为，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传化集团联手花王”“华润啤酒并购钱啤集团”等大手笔，其间都有王建满的功劳。一个广泛的说法是，招商引资是王建满得以升迁温州市委书记的最突出政绩之一。
但是，“温州社会发展的惯性太大了，一直以来政府在社会面前都是显得比较弱势的。”谢健如此对记者判断。而王建满似乎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在萧山执政期间，王建满的思路是“快”，并具体提出：“抢上头班车、抢进快车道、抢抓潮头鱼、抢开逆风船”。
但是，温州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上，市委市政府再快，还能超过四处寻找商机的民营企业？”
在他看来，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发展，高调去搞所谓转型，“其背后的东西才真正耐人寻味。”
他说，“浙北系”的官员来到温州，用“长三角经验”来温州大搞“去温州化”运动，只怕最后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
而洪振宁则说，“政府如果在未来的‘规划设计’中掌握不好度，无疑会遏制温州的活力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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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温州旗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9日 14:46 中国新闻周刊
温州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但它却正在走向苏州模式；造成这种危险的，正是苏州模式的致命病因
★ 本刊评论员／秋风
人们近来热烈议论的苏州模式，基本上就是过去十几年各地普遍奉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只不过别的地方没有苏州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极端而已。相形之下，温州模式则是一种珍稀的异类。后者在普遍扭曲的经济体中昭示了一种相对较为健康的市场发育乃至社会秩序发育的模式。
不幸的是，今天，温州却正在走向已被学界普遍认为失败的苏州模式；造成这种危险的，正是苏州模式的致命病因：政府官员的理性自负，自利动机，及其权力难受约束。
苏州模式与政绩经济
苏州模式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主导发展乡镇企业为重要特征的“苏南模式”。 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难以为继，苏州迅速转向引进外资之路，由此，GDP开始了高速增长，苏州也一时成为经济增长的楷模。但以事后之明，这种增长却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多少实惠，“贫困的苏州”被认为是苏州模式的必然结果。
苏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竭力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为了吸引和留住外资，政府必然通过种种措施，人为抑制劳动力成本本来具有的上涨趋势。因而，在苏州模式中，社会财富分配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而普通民众难以分享。
同样，政府全面控制、管理和操纵经济，官员们必然选择那些能够实现GDP和财税收入最大化的产业模式，因为目前的官员考核体系以GDP增长率为最重要指标。至于民众的福利，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尤其是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效率，未必在政府设计产业结构时位居前列。
苏州模式当然不是计划经济，但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奇特的“政绩导向的威权经济”：这种模式最有利于实现主政官员收益最大化。
温州模式是自发的市场秩序
温州模式，则是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自发的市场秩序之所以在这里得到健全的萌芽、发育，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民众具有较为强烈的自由精神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可以说，温州模式是80年代初期自下而上的改革时代的一个珍贵遗留。在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控制放松，使曾经被排斥在旧体制之外的民众的创造性释放出来。其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最重要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出现了过去五十多年中唯一的一段贫富差距趋向缩小的时期。这是因为，民众收入的增加来自于劳动者自由的扩大、劳动分工的深化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生产效率之提高。
但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政经因素，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温州却幸运地仍然沿着80年代初的轨迹向前延伸。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到90年代，与苏州、与全国的增长轨迹相反，形成了一种相对健全的自由市场增长模式。温州模式系以家庭式的私人企业为基础，以民间灵活的金融制度为支撑，以自发扩展之产业结构为依托。
与苏州模式相比，更不要说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相比，温州的产业结构显得相对土气，当地官员就抱怨温州企业“低、小、散”。但这位官员尽管控制着一方之经济，却不明白，这种产业结构乃是市场通过自我扩展而自发形成的，企业的“低、小、散”正是分工网络高效运转的前提。任何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会为此喝彩。
也因此，温州经济自成体系，没有出现过政府人为操纵所导致的增长明显起落。这张自发形成的分工合作网络具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和灵活性，“低、小、散”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正是利润的重要来源。
温州秩序不限于经济领域
事实上，温州模式的价值并不仅在经济效率方面，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可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乃至精神价值。
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人是富裕的，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富裕。这一结果的奥秘在于，温州的市场是内生的，并且按照分工合作的原理自然地扩展，从而将当地所有民众吸纳进来，令其在市场中获得机会。这种自发秩序不会刻意地照顾任何人，而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他人的知识和市场的合作网络，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增加收入。
在今天人人议论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温州模式下的社会分配结果，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的商人自治是全国发育最为健全的。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多的是控制百亿、数十亿资产的老板、高级企业管理人。但在所有这些地方——包括苏州，企业自治、商人自治几乎是一片空白。商人只是被动地充当着政府管理、管制的对象。相反，在温州，各种形式的民间商会、同业公会相当健全，他们的治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也正是保证温州市场持续健全生长的制度基础。具有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是人成年的标志，商人自治乃是市场成熟的标志。
同样，在温州，村民自治选举与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方面的民间自发创新，也频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温州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具有进一步观察与研究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已经呈现为一个包容更大领域而又初具规模的“温州秩序”。对于中国社会向民主法治转型，温州秩序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谁来约束主政者的权力
当然，温州模式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世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事物。面对自发的市场秩序，政府也不是只能绝对地置身事外。政府可以基于理性的权衡，对市场的规则、结构进行某些干预。但重要的是，这种干预是有前提的：干预者必须时刻审慎行事，以防扰乱市场内生的秩序本身。
可以说，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从80年代初幸运地延续到今天，就与温州政府及浙江省面对温州的市场自发秩序采取“无为而治”的明智做法有关。
如今，温州的主政者雄心勃勃，试图在温州吸引跨国公司、发展重
化工业。假如是在不扰乱现有的温州模式自我扩展之外，为温州增加这一块经济活动，似乎也未尝不可。或者，假如外商看中这里的资源或知识优势，投资于此，温州人自然也不会反对。但目前的趋势似乎不是如此。目前的操作手法是苏州式的，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同样是苏州式的。
首先，是政府在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正在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若干年后温州可能会面临今日苏州同样的后果。人们也不能不思索一个问题：任期有限的主政官员是否有权强制改变本地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尤其是这一模式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谁来约束这类“改变模式”的权力，如何让主政者真正地接纳本地民意？
其次，为了招商引资，主政者开出了种种优惠条件，而这意味着，本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被置于政府设置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中。人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政府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当其反而采取与自己的正当职责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的时候，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
可以说，温州模式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对自身权力的自觉节制，而防止温州模式的毁灭，关键亦是节制政府官员的权力。★
